“任性”，原本多指小娃娃不听大人或老师的话，凭着天性做一些兴之所至的事。没想到“任性”一词成了2015年春天的流行词汇。

某些运动员，居然不听教练的话、打群架、辱骂裁判和观众，甚至服用兴奋剂，这是“任性”；一些演员，居然吸毒嫖娼，这是“任性”；一些有钱人和他们的子女，挥金如土并大肆炫富，这是“任性”；一些手握审批权的官员，根据其进贡者的钱多钱少而把药价抬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，这是“任性”；一些官员，按照自己的“政绩”需求，征地拆房砍树修楼，根本不顾及民众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，更听不进同事建议，事无巨细、一竿子插到底，这是“任性”……

稍稍梳理可以发现，上述这类“任性”倚仗的往往是名气、金钱、权力，并非像小娃娃们的任性那样来自天性。名气和金钱或来自个人的努力或运气，无论是从道德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来说，都不具备“任性”的先天“合法性”。毕竟，通过努力（或运气），社会已经给予某些成功者相匹配的名和利。

对于一个追求文明、平等、自由、公正、友善的社会，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应具有特权，都不具有“任性”的“本钱”。社会给予一部分人以名誉、地位和财富，那这部分人更应回报社会，而不是仗势“任性”。

至于权力——公众赋予的权力——的“任性”，自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，权力应受到限制便已成为大家的共识。权力的“任性”带来“腐败”，“任性”或“绝对任性”也反过来导致“腐败”或“绝对腐败”。当我们看到中央披露和惩治的“100虎”时，会惊讶地发现，这些大大小小的老虎有一个共同特征，即他们所执掌的权力，不受拘束和监督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目无法纪。而且，权力越大，他们就可能越“任性”越张狂。这种张狂的“任性”必然带来重大的损害和损失，如国家资产的重大损失以及国家法律和党的声誉的损失。

约束“任性”、监督“任性”、制衡“任性”，就是约束权力、监督权力和制衡权力，一方面要从社会伦理和公众道德方面，培养一个拒绝“任性”的公众舆论和道德环境，让无论是通过自己努力还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名气、财富特别是权力，在公众舆论和公众道德下，不好意思“任性”。另一方面，是如何建立起更有效的约束、监督和制衡“任性”的法制环境，让想“任性”者难以“任性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