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，工信部发布《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(征求意见稿)》，开始向长期困扰普通消费者的垃圾短信“开刀”。对于这份“姗姗来迟”的政策规则，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应该都“拍手称快”。

当然，对于新规的细节如何真正落实，各方还有一些争议的地方，如在执行“未经同意不得发”的规则时，怎样避免某些机构或个人，继续用首次发送商业短信的方式来“骚扰”消费者等。但是总体来看，政府介入干预符合信息时代的消费者保护需求，也是各国政府通常应承担的职责。

我们看到，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，带来了社会生产、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，也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便利，但与此同时也引起类似垃圾短信的“副产品”。就全球来看，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案完善后，许多国家在治理垃圾短信时就有了明确依据，在相关立法中不仅明晰了各类主体的责任和义务，还对违法行为确定了高额罚款、获刑入罪等明确的处罚手段。例如，面对日益严峻的垃圾短信现象，英国在2003年就专门立法将商业垃圾信息视为一种犯罪。

由此来看，垃圾短信的背后反映的首先是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问题，正是因为在我国长期以来对此重视不足，因此才导致消费者的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被商业机构掌握甚至贩卖。所以，要解决垃圾短信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从信息保护进行“源头治理”。

同时，国外经验也表明，只有加大惩罚力度，才会形成对垃圾短信“人人喊打”的氛围。这就需要从法律层面，而不仅是部门规章和意见的层面，加以规范和约束。例如，在我国的垃圾短信治理中，由于短信业务规模与三大运营商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，因此它们能否真正承担责任和落实新规，许多人还存有疑虑。同样在发达经济体中，运营商之所以相对做得好些，除了文化理念和自律约束之外，更是因为其对信息和隐私越来越严格保护的制度环境所致。

此外，对于治理垃圾短信除了“关偏门”之外，也要考虑如何“开正门”。从本质上看，垃圾短信多数还是推销产品或服务的商业信息。随着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化手段传递信息，而不直接接触。一方面，许多企业都有开拓市场、扩大影响的广告需求，因此把发送商业短信作为低成本、高回报的广告方式。实际上，类似于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中介已经在深刻改变着商业信息传递渠道。对此，政府可以进一步推动各类新兴媒介的创新与发展，在规范前提下开拓更多的商业信息传递渠道，从而为企业和客户创造更有效地信息对接途径。另一方面，还可以尝试使部分商业短信的利益链条中加入消费者，比如愿意接受商业短信的个人可以享受某种回报或服务折扣等，由此形成新的商业模式。

总之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信息可能成为“财富”，也可能变成“垃圾”，在我们逐渐转向消费者主权社会的过程中，需要高度重视消费者的利益保护，推动客户利益导向的商业模式创新。